《三家巷》

      欧阳山30年代参加过左联，1941年到延安。1947年出版写“解放区”农村生活的长篇《高干大》。50年代以后定居广州，任华南和广东地区文学界的主要领导职务。在五六十年代，欧阳山的小说有中篇《英雄三生》、《前途似锦》和短篇《乡下奇人》、《在软席卧车里》、《金牛与美女》等。发表于60年代初的这些短篇，由于题材的新颖和写法的特别，而受到注意。这个时间他最重要的创作，是总题为“一代风流”的五卷本长篇。作者说，他1942年在延安时，就有了写作长篇，来反映“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”的计划。这一设想到1957年才得以实施。第一卷《三家巷》和第二卷《苦斗》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2年。由于“文革”的发生，其他各卷（《柳暗花明》、《圣地》、《万年春》），延至80年代才全部出齐。小说以周炳的生活经历来结构作品，时间贯穿自1919年到1949年的整个“新民主主义革命”时期。在这五卷中，《苦斗》、尤其是《三家巷》写得较为出色，其他各部，由于笔力已衰，也由于出版时时势的变化，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更多的注意。

      《三家巷》作为十七年文学中独具风貌的一部作品，其故事发生在“五四运动后和“”大革命”时期的广州（有关家族历史还回叙至晚清），而《苦斗》则写到“大革命”失败后广州近郊震南村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。与《红旗谱》等长篇一样，都是有关“革命”起源、过程的描述（即作者所说的，表现“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”），但也有着其他小说不同的特点。他选择了对重大的历史事变的侧面描写的角度。“五四”运动、“五卅”惨案、省港罢工、中山舰事件、北伐战争等没有成为中心情节，而只是作为背景，在小说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。人物对革命斗争的参与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也不被设置为描述的重点（周炳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，应该说是个“例外”）。三家巷中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、儿女之间复杂关系，构成故事的基本线索；因而或许也可以看做是“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叙事 ”。周、陈、何三家分属不同的阶级（手工业工人、买办资产阶段和官僚地主），对时势、政治有不同的立场和反应。但他们是近邻，周陈两家既是连襟亲戚，儿女又是同学。基于人情、事理、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、家庭关系，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。另一特点是人物创造上。能留给读者较深印象的，不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经意的革命者形象，而是周炳、陈文雄、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。

         这两个“特色”，是60年代对小说评价上的分歧点，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“根源”。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、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，重视社会风俗和对周炳、陈文婷等的行为、感情状态的细致描写，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，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的气氛，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。即使是为这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，也会指出这种描述方式对反映“整个”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带来牵制，和作家对周炳的弱点“批判”不够，对他与诸多女性关系的描写“格调不高”。这里涉及的是“革命小说”与旧“言情小说”的关系问题。从晚清到现代，“革命”与“恋爱”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。50年代以后，由于“革命”的崇高和“纯洁”化特征的强化，由于现代“言情小说”受到的摒弃，作家对这一问题处理更加谨慎。欧阳山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。那种“革命加恋爱”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，传统“才子佳人”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格调，在他小说中多有泄露、正因为如此，当时的一些批评者，便会把《三家巷》、《苦斗》的这种表现，看作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。60年代围绕这些小说的争论，如果从小说类型层面观察，提出的正是“言情小说”在当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问题。《三家巷》的作者当然是要严肃地叙述，也多少明白“才子佳人”和他们的爱情，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占太多篇幅，也不具独立的性质——只有作为对“革命”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。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、曲折，加上中国言情小说“传统”所提供的艺术经验，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诱惑力的因素而让作者着迷。具体描述导致的结果，有时反而衬托所着力描写的“革命”的干枯和简陋。在确立表现对象、叙述方式、语言风格上的犹豫，导致了小说（尤其是《三家巷》）结构上的内在矛盾。